沙尘暴能否根除？

　　治沙四十余年，王涛仍然感慨，“人类在沙尘暴面前还是很弱小的。”在他看来，沙尘暴是人类无法杜绝的自然现象。“如果说人类能做点什么的话，就是从沙尘暴的起因入手，通过减少荒漠化土地，减少给沙尘暴提供沙物质的沙尘源区范围，来减少沙尘暴的程度和频率。”

　　“进入近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卢琦说，“实际上，只要气象上具备了起风条件，有沙子的地方就会有沙尘暴出现的可能。这和生态好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

　　今年以来，黄沙多次过境，许多人发出疑问：投入人力、物力治沙多年，为什么还是有沙尘暴？三北防护林到底对沙尘暴有没有作用？

　　沙尘暴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影响大气环境质量，以大风的形式破坏建筑物、树木等，以风沙流的形式破坏农田、铁路、草场等，造成财产损失。“我国每年因荒漠化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损失，每年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 640 亿元人民币，将近 4 亿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荒漠化问题的困扰。”卢琦说。

　　但他同时表示，治沙治的是人类活动影响所带来的人造沙漠，治的是“荒漠化”，“是把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尽量恢复到原位。”而非原生沙漠本身。

　　“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沙尘暴的形成机理和控制因素，接受沙尘暴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法则，人人参与荒漠化防治。例如，在适合造林、需要造林（如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的地方造林，适合种草的地方种草，天然存在荒漠的地方就继续存在荒漠。”

　　卢琦说，判断一片沙漠是否需要治理，一要看其形成年代和类型，如果是原生沙漠，则尽量不进行人为干预，能保尽保；二要看是否有重大治沙需求，诸如国家重大工程、交通运输、国防和城镇建设等，要因害设防、综合治理。“我国约170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中，可以治理的约50多万平方公里，其余120多万平方公里则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沙漠，应尽量避免人为干预。”

　　另一方面，在卢琦看来，沙也有其生态价值，不能一概而论。自然形成的沙漠本身是一种资源，应该被保护起来，减少人为干预。“亚洲沙尘可以影响到赤道太平洋和亚极地太平洋的海区，而作为南半球沙尘的主要源区，澳洲沙尘是南大洋海区铁供应的重要来源。”

　　他解释，沙尘是海洋初级生产力限制性营养元素（如氮、磷、硅、铁）的重要来源。沙尘暴将沙漠中大量矿物质带入海洋，让赖以为生的真菌、藻类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整个海洋的生物圈才得以运转。“简单来说，如果没有从沙漠被吹进海洋中的沙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物这条生物链就无法运转，就没有所谓的海鲜。”

　　沙尘暴也能起到促进土壤形成的作用。沙尘暴把表层土壤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地方，当沙尘落到陆地上经过发育即形成了可以满足植物生长的肥沃土壤。

　　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纲要》，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沙”首次纳入到“七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总纲。在卢琦看来，这不仅肯定了“沙”的生态价值，也标志着荒漠化防治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沙的认识更加全面、立体、系统。

　　卢琦说，过去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一些条件较好、治理容易的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遏制。未来需要治理的荒漠化土地，总体环境条件更差，难度更大，单位面积所需投资更高。

　　这不是一日之计。“生态跟教育一样需要长线投资，不一定能马上见到成效。”卢琦认为，人类需要与沙尘暴共存，“科学认识沙尘暴，推动沙源地跨境全域治理，人人参与荒漠化防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法则，才是长久之道。”

治沙

　　1984年，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原院长王涛第一次走进沙漠。

　　那是新疆塔里木河下游一个名叫阿拉干的地方，清理流沙似乎是永恒的主题。由于对当地大规模开发，塔里木河的水流在下游位置出现了断流，土地逐渐荒漠化。冬春两季，风一起，当地重要的公路干线便会被流沙覆盖。河床变得干旱，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大片大片的胡杨林枯萎后褪下绿来，满目皆是灰褐色的景象。“对比过去30年的卫星照片，原先一大片绿色走廊不再存在了。”

　　春天沙尘最多时，负责清理公路的人一天就要铲起几吨的沙子。“每天做同样的事，但沙子又会不停地来。”

　　当时像这样荒漠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王涛觉得，治沙的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治沙的同时，荒漠化土地仍在不断蔓延。当时大部分的土地荒漠化都来自于人类活动，包括过度开垦草原，过度放牧和过度樵采等。“在内蒙古、山西、陕西北部、甘肃、宁夏等地，由于煤价昂贵，当地的农牧民主要以砍树取火，造成了树木被过渡砍伐。牧民承包了土地，追求最大的利益，过度放牧就在所难免。”

　　王涛的工作是做不同区域的基础研究，用他的话说是“打头阵”。每片区域的情况不同，整个荒漠化区域从降水到温度等自然条件不一样，若是要治理，便要因地制宜。“从呼伦贝尔沙地到科尔沁沙地、到浑善达克沙地、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所有这些地区不管是沙漠的利用，或者是沙漠化的防治，都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技术模式的研发。”

　　治沙工作从新中国成立起便开始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便成立了林垦部，组建了冀西沙荒造林局，开启了治沙之路。1959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第一次全方位、大范围地对我国的沙漠、戈壁和沙地进行综合的考察，“这就是摸清家底。”王涛说。

　　1978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成为生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从这时起，我国治沙的任务重点放到了沙漠化的防治问题上。

　　早年，王涛在沙漠里做研究，每天骑着骆驼带着帐篷，睡在沙漠腹地里，简单扎一个小帐篷过夜。条件变好了，就住进当地人的车马店里。在野外做风沙观测时，即便戴上防护的眼镜，一天下来，满眼都是沙子。

　　王涛所在的团队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大范围的野外考察。最长时，他一年中有三个多月都在沙漠中跑。今年，他便和团队从兰州出发往西走，穿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然后从新疆的天山北边、巴里坤一直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又到南疆塔里木盆地，再从且末、若羌穿回来一路到青海，最后回到甘肃。“这一趟下来要花至少一个多月时间，行走15，000公里左右。”

　　做基础研究的团队需要以研究沙漠的形成演变、沙漠化的成因过程、时空分布等等为基础，探讨适合当地的治沙技术。比如，在固沙植物上便有很大的讲究。“考虑植物的各种特性和生态条件，优选出成活率高、生活力强且生存趋于稳定的植物。”王涛说，例如，在沙坡头站，花棒、黄柳和沙拐枣，可以认为是优良的固沙植物，籽蒿、油蒿、柠条、柽柳等在成活率和稳定方面表现不如前几种，但生活力尚好，也可以认为是较好的固沙植物，能在类似的地区推广。“如果研究确定荒漠化主要的成因是由于人类的活动，通过调整人类利用土地的方式和程度，沙漠化土地是可以逆转的。”

　　“1998年开始，国家推行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以后，对沙漠化的防治是非常有效的。从2000年开始，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林草局两家每五年更新一次的调研数据，我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都在逐渐缩小。”王涛说。

　　2017年，王涛再次来到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当地的土地荒漠化已基本得到改善，地表上又见流淌的河流，生命力顽强的胡杨林又重新冒出绿来。

4月19日晚，北京遭遇今年第十次沙尘天气。中央气象台4月19日18时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4月19日20时至20日20时，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南部和东部、甘肃大部、宁夏、山西、河北西部、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甘肃东部、宁夏中部、陕西北部等地局部有沙尘暴。

　　从今年一月起，北京经历的数次沙尘天气中，至“沙尘暴”等级的有两次。4月12日那起沙尘天气，风沙甚至一路向南，浙江杭州、上海等多地的城市上空出现了被一层黄色笼罩的景象。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卢琦指出，与过去十年的同期比，今年沙尘暴天气确实较为严重。但他同时也表示，通过二十余年的治沙手段，北京的沙尘现象总体有明显缓解。

　　黄沙多次过境，社交媒体上开始流行兵马俑满身尘土归家的表情包。有网友提出质疑，“我们种的那么多树，都没用了？”

　　“进入近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卢琦说，实际上，只要气象上具备了起风条件，有沙子的地方就会有沙尘暴出现的可能。这和生态好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因此，他认为，沙尘暴是无法被根治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治沙？卢琦说，治沙治的是人类活动影响所带来的人造沙漠，治的是“荒漠化”，“是把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尽量恢复到原位，而非原生沙漠本身。”

台湾中时新闻网消息称，近日台湾有初中生物课本称呼马铃薯为“土豆”，引发绿营跳脚， 声称“土豆是大陆用词非台湾用语”。台当局“教育部长”潘文忠更称相当惊讶，声称“我们的土豆是指花生”。对此，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今日（19日）发文嘲讽说，民进党当局现在以土豆是大陆用语为由要禁止实在搞笑，真正的土豆，就是那些知识水平低、又“土”又“逗”民进党政客。

　　多家台媒此前消息称，台湾康轩文教出版的初中生物课本中近来被发现以大陆用语“土豆”称呼“马铃薯”，有人借此批评大陆用语“渗透”台湾人生活。“台独”小党“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17日还在立法机构询问潘文忠“土豆是什么”，还声称“土豆是大陆用词非台湾用语”。潘文忠说：“我们的土豆是指花生。”他对教科书出现大陆用词“感到惊讶”，声称台湾教科书怎么可能使用大陆的用词，这部分若是出版误写将作纠正。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蔡正元今日在脸书发文嘲讽说，即便台湾人称呼的“马铃薯”，也和花生、土豆一样是大陆人取的名字，民进党应该全部禁止，再另给它们起名。另外，蔡正元说，由于“台湾”一词也是大陆人取的名称，所以民进党当局不该使用、更不应该称自己是“台湾人”，要改称“土豆人”，这样才能彰显“这个人民”又“土”又“逗”。

　　虽然潘文忠声称“我们的土豆是指花生”，不过，台湾TVBS新闻网记者17日查询台当局“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输入“土豆”后，发现其释义有三种，1。豆科“落花生”、“花生”的别名；2。茄科“马铃薯”、“洋芋”的别名；3。豆科“葫芦茶”的别名。出版引发争议的初中生物课本的台湾康轩文教从业人员也表示，根据台当局“教育部”的辞典，土豆的释义中也有马铃薯的意思。

　　对于绿营的过度反应，有岛内网友说：少见多怪，满脑子意识形态。还有人问：没正事可忙吗？

产业的不断升级还伴随着智力资本的快速流动。过去三年，上海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保持在200亿美元以上，其中95%以上的资金都流向了第三产业，且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集中。

　　上海历来与“国际”二字深刻绑定。工业承压，更要向世界寻找解法。

　　不久前，上海宣布出台《上海市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特别提到，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和节能环保等领域，鼓励其充分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向包括新赛道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

　　不难看出，上海对复制更多“特斯拉”满怀期望。

　　事实上，早在2020年初，上海就曾提出推广“特斯拉经验”的想法。特斯拉的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上市，创造了行业纪录和“上海速度”。上海希望让“特斯拉经验”从“特事特办”变成常态服务，让“特斯拉速度”在更多项目上得到体现。

　　按林伯强的话来说，特斯拉选择上海，并不只看产业基础，更源于其高水平的营商环境。这是上海吸引外资企业的最大优势。

　　来自世界的触手，再次加速伸向上海。有媒体统计，自2月以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陆续会见近20名外企高管和国际机构负责人，包括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瑞士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施奈德、美国丹纳赫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毕睿宁等均是其“座上宾”。

　　令人关注的是，“特斯拉经验”还在不断渗入上海对外经济的“肌体”当中。

　　如戎之勤介绍，上海正在完善制造业外资重大项目全流程跟踪服务保障机制，并将制定实施《上海市集聚高端制造业领域外资功能性机构行动方案》，重点解决外资企业复合型实用人才供给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行业准入负面清单未明确、外资参与行业标准制定难等问题。

这条“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企业级“玩家”，还将重塑城市间的产业格局。

　　根据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的最新说法，2019年投产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目前已实现超过95%的产业链本土化率——其国产化的零部件包括动力总成系统、电驱系统、充电系统、底盘、车身等等，涉及的国内直接和间接供应商超过180家，其中长三角供应商达到56%。

　　而储能产业链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度重合，例如储能产品需要的电池、逆变器、热管理等零部件和新能源汽车大同小异。“特斯拉新工厂跟其电动车工厂的走势趋同，”林伯强指出，新型储能产业同样会向上海聚集，“生产规模足够大的话，大家就会靠拢”。

　　今年2月，西安公布2022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百万，成功超越上海（99万辆），问鼎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城。

　　不少人感叹，一个西部城市居然超过了上海。但事实上，时间往回倒退几年，上海的新能源汽车乃至整个制造业的发展远称不上翘楚。

　　2015年，随着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外迁，上海曾一度面临工业下滑的危机——

　　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一改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的趋势，出现同比0.8%的下降，到第二年，也仅小幅回升0.7%。

　　有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上海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26%，同年，上海给制造业划下一道红线：制造业增加值不低于GDP的25%。

　　如何守住红线？打造先进制造业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当时发布的《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明确将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增长点。

　　2017年，马斯克到访中国，为特斯拉超级工厂谋划选址。彼时上海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产值刚突破100亿元，而深圳已站上千亿产值台阶。

　　而随着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落户投产，上海新能源产业迅速壮大——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新能源汽车产值突破1600亿元，其中特斯拉上海工厂就贡献了超过1500亿元。